六十年代,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济南市社教文化工作队在历城南部山区的文化下乡活动。尽管那只是十几个人的小分队，活动范围和规模都有限，但那确实是一次踏踏实实的文化下乡。在短短3个多月里，文化工作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当时的历城县西营区（包括现在的西营镇和绣川乡）、孙村区（包括现在的孙村镇和彩石乡）的大小村庄。短小多样的文艺演出受到山区群众热烈欢迎，山里人的憨厚热情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当年我们和群众鱼水相融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
　　1965年秋季，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由济南市文化局组织了社教文化工作队，它的任务是深入山区送文化下乡，向群众进行破除封建迷信、加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为文化生活匮乏的农村送去健康的精神食粮。
　　社教文化工作队组成人员从市直和各区局文化事业单位抽调，其中有：市群众艺术馆的黄保义、刘长岱、袁王晋、党兰（女）、于栋珍（女）；市中区文化馆佟杰；历下区文化馆邵华（女）；槐荫区文化馆杨芬慈（女）；中国电影院成若玉（女）；济南市图书馆汪冠卿、薛建学；市文化局文艺科张志康；历城县文化局张汉云；历城县文化馆王雨林、张绍、关涛；历城豫剧团郝玉兰；市新华书店港炳森；历城县科协郑锡厚。文化工作队队长由当时任济南市文化局文艺科科长的任远担任。任远是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老同志，他工作认真严谨，在文化工作队下乡的过程中，他全身心投入，处处用自己的行动团结带动大家，使这个临时组成的小分队成为一个团结、和谐、勤奋的战斗集体。
　　文化下乡给群众送些什么？首先根据群众喜好准备了一台可演出两个小时的小节目，其中有一部分是过去历城县文化馆下乡演出过的曲艺节目，如根据唐王区（镇）柴家村改土治沙、穷乡巨变的先进事迹编写的数来宝《我的家》，有揭露巫婆坑人骗财的相声《请神》等；此外还赶排了小吕剧《王二小接闰女》、男声小合唱《万岁！毛主席》，还有破除迷信的舞蹈等。市图书馆的老汪带来了画报、连环画、科技图书；县科委的老郑带来了科普图片；县文化馆提供了幻灯机以及科普、时事宣传内容的幻灯片。总之这台晚会有说、有演、有舞、有唱，很适合群众口味，而且台上演出，台下摆书摊，展览图片，可以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当时山区交通不便，大部分村庄之间通行的是土路，即便路好，我们也没有汽车，全凭两条腿，每天往返十几里巡回演出，六、七辆半新的自行车，就是我们搬运乐器、服装、道具的最佳工具。
　　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便于深入基层，我们尽量精简演出装备，只要群众愿意看，不讲条件，不挑场地，街头、崖边、场院都是我们演出的场所。有一次在一个小山村演出，当地群众用六扇门板搭起了小舞台，舞台后面挂上一床太平洋床单，就在这七、八平方米的舞台上，大家照样精神饱满地演出了整台节目，演员在门板上演出，乐队在门板一旁演奏，同时还要随时提醒演员，千万别掉下台来。
　　当时，不少村庄没有电，演出结束后，年轻的小伙子提着气灯前头引路，大家深一脚浅一脚，顺着山间小路赶回宿营地。
　　我们全队十几个人演出一台节目，全靠大家上来下去紧忙活，有的同志在一场演出中要出场5-6次，有的同志上场演戏，下场又拿起乐器伴奏。市文化局文艺科的张志康同志长期从事文化行政工作，也粉墨登场，成了小合唱的主唱；县文化馆的张绍同志和画笔、颜料打了半辈子交道，这一次破天荒的首次登台亮相，唱起了吕剧，居然有板有眼，风趣自然，大受农民欢迎。总之，为了满足农民需要，大家尽其所能，就连从来和文艺不搭界的同志，也为演出跑前跑后做好服务工作。
　　由于对业务不熟悉，也出了不少笑话：一次演出男声小合唱，演员们都已在台上站好队，报幕员马上要报节目，突然张志康发现忘记拿“撒巴依”（维吾尔族的一种打击乐器），于是他朝台侧打招呼，县科委的老郑同志急忙跑过来，张志康小声告诉他：“快找找‘撒巴依’”。老郑同志匆匆跑回后台，不大功夫又跑上台焦急地说：“后台只有两把，没有三把椅子”。一句话弄得张志康哭笑不得，亏得另一位细心的同志把“撒巴依”递上来，总算救了场。
　　当时下乡演出居住条件也很艰苦，都是借住在管区或是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铺上麦穰打地铺，有时为了照顾女同志，安排她们住在农民家里。
　　说到吃饭更是俭朴，下乡以前，任远队长十分严肃地宣布了纪律：“咱们要学习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打扰群众；注意自身形象，禁止唱酒，自费饮酒也在被禁之列。”文化工作队自带粮票、自掏腰包，在农村食堂集体就餐。由于当时粮食定量少，大家每天跑路演出体力消耗大，肚子不时紧张，于是就近向生产大队或农民买点低价地瓜，傍晚大家围锅而坐，啃着香喷喷热烘烘的地瓜。现在回想起那美味，真是山珍海鲜也难比得上。当时我兼任司务长，精打细算地管理着同志们凑集的伙食费，3个月下来，小有节余，经过请示领导，决定在工作队结束时会餐，在聚丰德饭店小吃一顿，还喝了两瓶果酒，这就是文化工作队下乡活动中唯一的一次“大吃大喝”，当任远队长提议大家举杯，祝贺文化下乡圆满成功时，每个同志眼睛湿乎乎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我们的演出尽管水平不高，但却受到农民热情欢迎。常常是傍晚演出，下午在演出场上就摆满了高矮不一的凳子，小朋友领着弟弟、妹妹在一旁玩，同时告诉我们：“是早来占窝的”。面对着人挨人、头碰头的忠实观众，面对着那大大小小、充满着关注和期待的眼睛，我们只有奉献全身心，为他们演好每一个节目。
　　短短几个月的下乡活动，大家从农民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丰富了大家的生活体验，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返回济南后的创作汇报演出，生动地展示了我们文化下乡的成果。在短短几天里全队上下通力合作，创作演出了小话剧《婆媳之间》、男声独唱《老羊倌》、快板群《好书记》等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小节目。演出后受到省、市领导和文艺界的好评。《大众日报》发表了快板群《好书记》，并且配发了短评，指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确，如果没有三个月的下乡活动，没有西营区藕池大队党支部王书记勤恳为群众服务的模范事迹对我们的感染教育，就没有《好书记》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再现于舞台上。“小棉袄外扎腰”是他的外貌，“歪了磨盘砸了碾——石（实）打石（实）是他的心灵再现。也正因为学习了这些生动的群众语言，才能塑造出可亲可敬的好党员干部的形象，这也算是我们对农民兄弟的一点回报吧。
　　不久，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好书记》，1966年春节在全县春节群众文艺会演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好书记》。
　　转眼40年过去了，昔日年富力强的我们都已进入老年，但是每当提起这次文化下乡，总是激情犹在，都为当年能为历城农民办了点实实在在有益的事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