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济南不但有丰富的地上文物，而且有沉寂于地下的文化宝藏，2003年40多天的县西巷考古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古城中心地带的一段神秘历史。
　　县西巷位于古历城县老县城中部，因在清历城县衙的西侧而得名。北至明湖路，南接泉城路，正对舜井街，全长700多米。2002年11月，省文化厅责成市文物局配合县西巷拓宽改造工程进行考古发掘，但因污水管道不是开挖式而为顶管式施工，所以考古发掘一直未进行。
　　4月19日，夜雨，县西巷南端，在地下4米深的管壁里面，施工人员意外发现有几尊“无头石佛”。接报后，经市考古所工作人员现场勘查，初步确认此组石刻造像为南北朝至宋代时期石刻，雕刻精美且保存有贴金彩绘，非常珍贵。如此集中发现必然说明此地有佛教遗址。这里又属济南市第一批地下文物保护区，抢救性考古发掘亟须进行。市政施工方面积极配合，停工，先进行考古发掘。
　　5月3日，市考古所正式进入工地，副所长李铭负责此次发掘任务。根据考古发掘规程，开10×lO米探方一个。通过近20天的发掘，发现重要遗迹多处。在距地表1米下，发现明至宋代道路一条，宽4.4米，用砂石、土筑成，路两侧有路基石。在路之下，即是当初顶管时发现佛像的地方，发现一座佛教造像窖藏坑。坑南北1.6米，东西l米，深约1.2米。因该地区地下水丰富，在1米以下即有地下水涌出，当时的发掘几乎是在水中进行的。最后从泥水中“捞出”大小石质佛像20余尊。这些佛像虽已残缺不全，但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雕刻之精、制作之细、时代之久，且大部分都有彩绘、贴金，在济南地区已出土的佛像中均属上品，对研究济南地区佛教的发展和雕刻艺术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因为有了这次重要发现，县西巷大面积考古发掘势在必行。
　　7月份，经过多方协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得以对即将拓宽的县西巷西侧填埋管道部分实施抢救发掘。从7月11日到8月20日，在700多米长的范围内，共开20×4平方米探方30余个，发掘面积很大，工期很紧。当时正值暑假，高继习受命担任了此次发掘的领队。因工作需要，从山大考古学系召集了几位研究生同学和刚毕业的本科生，加上考古所刚分配来的学生等，组建了一支年轻的考古队。这支队伍虽考古经验略显不足，但表现出了扎实的学科功底和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酷暑和烈日，阴雨和泥泞，每天10个小时的超常工作量，没有休息日，大家也毫无怨言。那段时间考古所所有的力量都动员了起来，为了节省开支和尽快保护文物，办公室和后勤的所有老师都在长春观为我们做饭和清洗陶瓷片。
　　发掘中先是去掉了厚达l米左右的现代建筑垃圾层，随后人工清理文化层。开始看出文化层的差别：有的地方出现了清末或民国时候的建筑，有的地方是厚厚的垃圾层，有的则已经显露宋元时期的地层。从高低不一的堆积里面找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经过和相互关系，是我们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掘的第三天，15号探方南端已经见到一片黄色的垫土，很厚而且结实，似乎是建筑台基。在这个黄土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串铜钱，绝大部分是用绳线穿在一起的，旁边约1米见方内还散落很多。最后统计的数字是一共420多枚，接近一吊钱。古人以500枚为一吊，所以称“半吊子”为“二百五”，是损人的话。所有钱的年号都是宋代的，从北宋到南宋初年，多达十几种，大小也不一样，可见宋代这些钱都是流通的。
　　在24号探方，发现一堵砖墙，垒砌并不规整，砖的大小也不一致，推测是借用了早先的砖垒成的，并且会借用原来建筑的地基。后来，在砖墙下方果真出现了用很好的大砖垒砌的厚墙和排水沟。不断扩方后，陆续发现了柱础、磉礅石、隔墙、砖铺地面等。最后清理出的是一座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的殿堂类高级建筑的基址，仅主体建筑的东西长就有26米，推测应该是官府衙署。
　　这座建筑经过很多次的修整，最初的建设可能在明代，使用主要在清代。经过几次大规模的重修和改建，室内地面不断加高，室外设施随之改变，地面也在加高。大房子基址是建在一处大土台上的，土台周围有斜坡状散水。这是最初的形制。到后来改建后，房子南侧出现了砖砌的散水和排水沟，制作更规整，但已经比原来地面抬高了很多。从另一个侧面，这也反映了济南老城区地下水位是一个不断升高的过程。在发现的一些水井中，也有这样的规律。
　　大房子最初的砖墙很厚重，我们解剖了几处，发现当时整个土台子表面经过三合土夯打而成，然后上面铺砖。在承重墙体的下面，有很多排列有规律的圆洞，用探铲钻探时，提上来尚未腐烂的木头，证明每个圆洞都是打入地下的木桩孔。每根木头的直径约10多厘米，长约90厘米，木质很好。这种木头，可叫做“桩基”，是以木桩代替基槽来承重墙体和整座建筑的重量的。原理是木桩分散力量到周围的土中，并且特别适用于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非常科学，在我国很早就使用了，显示了这一带祖先的伟大智慧。
　　砖雕地宫位于5月份发现的窖藏坑(补编号H58)正西方10余米。开始时以为是地面建筑，后来看到内部规整而外部只是用
　　碎砖填缝，才知道是埋入地下的建筑。从地层关系看，地宫顶端部分高于当时地表，这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地下水位较高的原因，如果完全地下而又没有完善的防潮措施，是不适合用来盛放珍贵的经卷的，所以修筑地宫时采取半地下的方式，露出地表部分用土台覆盖。地宫的外围尺寸基本是2．2米见方，内部1．8米见方，制作非常规整。门道在南侧正中，出土时门口被一些废弃的砖封砌，用细腻的石灰膏粘合。门外有一条向南的门道，宽度与门宽相同，在夯土中挖成，向南约50厘米，被H40打破。
　　地宫的砖雕部分组成须弥座的形式，耳鸟门凹入壁内，辅纹砖逐层凸出，设计上非常巧妙。须弥座上方用普通砖四角叠涩出顶部。可惜出土时损毁程度比较严重，除西北角保留较高的叠涩部分外，其他部分都仅存到须弥座上方。地宫内部装饰砖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辅纹，主要用在耳鸟门上下方，上面两层，下面4层，纹样分别是连续相接的覆莲、仰莲、钱币、竹节、忍冬纹等，其中竹节纹甚为少见。另外组成耳鸟门的连弧形砖上雕刻有忍冬纹。另一种是主纹，位于耳鸟门内，单砖一侧雕成莲花、菊花、西番莲、羚羊、山羊、鹿等各种象征祥瑞的纹样。耳鸟门之间有单个的小的立砖，三面刻有宝瓶莲花等纹样。
　　地宫底部铺有方砖，但中部偏北有空缺，刚好嵌人一块平躺的石碑。正是这块石碑解开了城内开元寺与佛慧山开元寺遗址问题。碑名为《开元寺修杂宝经藏地宫记》，碑文记载了北宋开元寺修这座地宫的相关情况。据碑文记载，地宫建造年代约在宋熙宁二年(1069)或稍晚，为供奉“杂宝经藏”而建。在地层中发现的宋代碗底上有墨写的“西经”、“经藏”等文字，与碑文记载相合，墨书文字标明使用者单位的。西经藏院和东经藏院先后收藏过这些经卷，建地宫的是东经藏院的和尚智全。当初为了修建这座地宫所花费的钱财，是“五千余贯文”。地宫中有用来装饰的金银，规定“如后人别生兴建不得将此金银别将使用”，有专款专用的意思。碑文对当时捐钱修地宫的“施主”也有记录，主要是来自高唐县和聊城的善男信女们，很奇怪没有记录当地也就是齐州的施主，具体什么原因，还待研究。出土时石碑被撬起，说明地宫似乎是被盗过。从地层关系等因素综合推测地宫的毁弃年代，约在北宋末年，可能毁于徽宗灭佛或者宋金交兵时。所以地宫从建到毁，只有几十年的时间。
　　地宫南侧约0.5米处发现另外一处佛教造像窖藏坑(编号H40)，形状呈长方形，东西宽3.7米，南北长4.3米，深O.8米，南部正中有台阶状入口。坑的中部有一块三合土夯筑而成的方形台子，边长2.4米，制作规整。所有的造像分布在台子四周，看出当初摆放时多“面向”中央台子。这种埋藏方式在全国已发现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包括各个时期的地宫)非常罕见。造像面向方台摆放，可能是举行过某种祭祀仪式。
　　H40出土石雕、泥塑的造像及残件60多件。造像损毁严重，多数没有头部。雕刻技法以单体圆雕为主，次为背屏式半圆雕，有的背屏式造像为主尊半圆雕，服侍菩萨却是阴线刻。有些造像身上的彩绘和描金保存仍然很好，个别能看出修复过的痕迹，应该属于宋代早期行为。
　　弥勒像占很大数量，多为倚坐，有些台座上带有发愿文，年号多属唐代武周前后。传说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搞“君权神授”，将自己塑造成为“弥勒转世”，进而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扶持弥勒造像，于是，这个时期的弥勒像就特别多。
　　其次为菩萨像，单体出现或者作为背屏上的胁侍形象出现，形象也有思维、供养、胁侍等几种。其他佛像也很多，单体出现的多为结跏趺坐，有相当数量的作为背屏式像的主体或佛龛的主体。此外还有飞天、力士、弟子、天王、供养人等形象。座上带有线刻狮形象的“裸体”坐佛的形象非常少见，其身份还待学界的商榷。造像的年代自北朝晚期到北宋，跨度很大。
　　贴着四壁还发现有彩绘的泥板状物体，似乎是壁画，保存状况很差。
　　在窖藏坑周围数十米的唐宋地层内，还发现十几件佛教造像或残件，其中有些可以与两窖藏坑中的拼对，两坑中残件也可互相拼对，说明两坑埋藏时间相差不大。
　　在县西巷的发掘工作，总计发现石刻佛教造像80余尊(总体拼对后统计数字)。其年代分布以唐代为主，较早期造像集中于北齐，有极少的属于东魏时期作品，另有少数几件属于北宋时期。经初步观察，造像的特点与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发现的造像有不少相同之处，说明青州风格的造像，向西已经影响到齐州(济南)地区。但这些造像也存在与青州造像风格的不同之处，反映了齐州地区北宋到唐代时期佛教造像的独特特点。
　　在很多探方还发现了宋元时期大型房基垫土。还有大量各时期水井、窖穴、炉灶、道路、灰坑、水沟等遗迹现象。遗物非常丰富，发现数百件瓷器、陶器、建筑构件、玩具等，其中不乏保存较好的日用瓷器和墨书的与寺院有关的瓷器等。
　　这次发掘，证明县西巷地区历史上就曾是济南古城的心脏地带，为今后寻找古城的城市规划提供了依据。佛教地宫和大量造像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宋代，这里是一处佛教圣地，这座大寺庙与南部山区的诸多石窟寺一起组成了齐州繁盛的佛教文化，表明了古代齐州在山东地区佛教史上有很重要地位，其独特的埋藏方式和建筑形式，为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类型。
　　县西巷的考大发掘工作有待继续下去。
　　附：参加发掘人员：崔大庸  李铭  房道国  陈宾  王金贵高继习  郭俊峰  仝艳峰  王兴华  何利  常祥  刘剑  刘丽丽  赵英梅  李春华  宋吉香  史本恒  尚海波  宁述鹏  贺秀祥  王惠明等。考古所办公室的张幼辉  李丽丽  张炳云  吴桂荣  于福禄等老师给予了全力协助。

　　（该文选自济南市政协2003年编《济南重大考古发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