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22日上午，女儿从市文联打来电话，婉转地、谨慎地告诉我任远老师逝世了。当时我正在自己的书房里练习作画，画笔掉在地上，眼泪泉水般涌出来，打湿了画稿。这消息太突然了，我再也无法平静下去，带着哭声给各地文友打电话报告这一噩耗。下午我赶到任远老师家中祭奠了他的英灵，第二天又赶到殡仪馆与老师的遗体告别。
　　我与任远老师相识交往整整38个年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闹饥荒，我响应号召从大城市大机关回乡支农。在生活贫困、体力劳动繁重得难以支撑的条件下，我坚持给报纸副刊写稿，因此认识了在《济南晚报》担任文化组长的任远老师。那时农村作者较少，他对我在逆境中坚持写作很有好感，在他的关怀培养下，我在晚报副刊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和诗歌。
　　“文化大革命”中，任远老师下放到平阴农村劳动，我的处境也不顺心，有几年不曾相见。“文革”后期他恢复工作，重编《济南日报》文艺副刊，我又成为他的作者。记得1974年我在公社文化站工作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女石匠》，这篇作品是很费了些力的，寄到《济南日报》后不久稿件被退了回来，提出了作品的不足之处。我这个人自尊心很强，因为没有说明稿件修改后再寄回报社，我便搁置一边未做处理。几天后文化馆召开创作会议，任远老师应邀赶来讲课，我们在院子里一见面，他先提到那篇作品，问我改好了没有，我照实说明，他笑了笑，带着歉意地说：“不怪你，那是编辑的失误。”然后耐心地和我探讨应怎样修改，让我尽快改好寄回。我照他的意见改了，寄回报社很快在头条发表。改革开放初期，我写了几篇较有新意的作品，得到任远老师的赞赏和鼓励。后来他担任市文联领导职务，对我的写作和个人生活一直很关心。
　　八十年代初文学初步繁荣，济南有几位业余作者成为后起之秀，我却没有明显进步。一次任远老师对我谈了几位农村作者的成绩，然后说：“你的文学功底比他们厚实，生活阅历经比他们丰富，可是在创作上他们走到前头去了。”我看着老师那期待的目光，头脑清醒了，一边恨自己不争气，一边暗下决心发奋图强。
　　1983年任远老师担任市作协主席时，主持召开了一次民间文学工作会议，通知我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我初步懂得了一些民间文学的基本知识，接受了为《济南民间故事》一书写稿的任务。起初，只是当做一项任务来完成，不想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产生了浓厚兴趣，更感受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紧迫性。我一面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学习理论，一面跋山涉水搜集素材，与老农和“故事篓子”交友。一两年后，作品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表，多篇刊登在国家级文学刊物的头题，不断获奖，还多次应邀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活动，被吸收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这时任远老师满意地笑了，认为我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位置，并高兴地对长清农民作家李良森说：“李全仁现在也行了！”
　　那时我在文化馆工作，为了培养农民业余作者，经常举办各种创作讲习班，请省市作家和报刊编辑辅导，讲课最多的是任远老师。后来历城南山区六乡镇成立了“三川文学社”，大家推选我为社长，我们聘请了三位作家、编辑做顾问。当我把聘书送给任远老师时，他痛快地接受了。当时我就觉得委屈了他，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区文学社，怎配任远老师这样的名人做顾问呢。我经常向任老师汇报文学社的活动，对取得的成绩自己总是不满意，任远老师却满意地说：“已经不错了，这是一种民间松散的组织，不要要求过高。”我知道这是对我们的成绩的肯定，更是鼓励。后来历城区成立了文联，多次召开创作会议或举办学习班，应邀讲课最多的仍是任远老师。他讲课深入浅出，从不重复。记得最后一次讲课，他讲历城的文化历史，那渊博的知识使我们这些历城人自愧弗如，给了广大作者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与任远老师的长期交往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定要找他汇报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情况，请老师指点方向。身为市文联副主席兼《当代小说》主编的他，在文联的办公室只能放一张办公桌一把坐椅，孔隙里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他家中那不足10平方的书房兼会客室，三面书架，仅放开一个沙发一个茶几，连写字台也不能安放，写作只能在卧室里。对这样的条件，从未听到他一句怨言。每逢与老师见面，他总是先拿出近期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给我，或加以分析评论，或传授他的写作经验。有一次他拿出一份《山东青年》杂志，指着我那篇散文《女儿》说：“写得很有感情，可留着编入散文集子。”谈起散文创作，他说：“写作不要求急，想好了内容以后，多观察、分析、体验，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就能得心应手，我那篇《买菜的修养与学问》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事后我仔细拜读了《买菜的修养与学问》，文字简练，把各种买菜人的心态与表现写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经过细心地观察、分析、体验，是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来的。
　　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有一次谈起购书，任老师说：“可以经常跑跑旧书摊，往往大书店里买不到的，在旧书摊上反而能碰着，价格还便宜。不要光买文学书，搞写作知识面要广，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对写作都有用。”他经常送书给我，他的诗集《唱给泰山与黄河的歌》，散文集《故乡情》、《山水情》、《邻里情》、《济南文坛漫话》、《北方的榆树》等都亲自签名赠我。他若有重复的书、刊，也要给我一份。我书架上的《齐鲁晚报》编辑的《副刊作品选》、《杂文随笔选》，“潇洒济南丛书”的若干册，都是任老师送的。有一次我送给他一本《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他却坚持非给钱不可，为此争吵得面红耳赤。
　　任老师善解人意，有一次他把刚出版的“邻里情”签名赠给我后，说：“你发表过的散文也够出一本了吧？”其实我正是为这事来领教。在他的鼓励下，不久我把书稿送去，任老师在百忙中审阅后说：“比我预想的要好。”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认为我的散文特点是袒露心灵。
　　任老师对我的关怀培养始终如一，我加入省作协由他介绍，当选为省民协理事由他推荐，我出版的三本书均由他审稿，并为其中两本写序。任老师对我的个人生活也非常关心，见面总是问长问短，我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烦恼或受了气，总是向他倾诉，他尽力帮我排解，让我宽心••••••
　　任远老师是著名的作家、诗人、编辑家，又是研究济南文化历史卓有成效的学者；可他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了他的个人写作。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不过是他苦心培养的济南文学创作队伍中普通的一员。
　　任远老师对我的付出太多，我总想用一种方式来报答。2000年历城春季赏花节期间，我两次邀请任老师夫妇到仲宫赏花、游览。任老师说：“老了，不愿出门了，历城的三川就是锦云川没去过。”当时我想，任老师工作太忙，对仲宫已很熟了，这是舍不得再耗费宝贵的时间。于是我说：“那么就去锦云川吧！”任老师同意了，并愿意秋天去。锦云川是我的家乡，国庆节后，我给高而乡政府联系了一下，乡领导表示欢迎老作家任远参观访问，接送招待全由乡政府负责。可见任远老师德高望重，也说明乡政府领导是重视文化支持文学事业的。这天我陪同任远老师参观游览了位于高而乡的子房洞和八达岭水库，然后到乡政府小叙，任老师将自己的几十本著作相赠，乡领导深表感谢。然后又参观了本乡林果生态旅游区，还顺便浏览了药乡国家森林公园和泰山背后的藕池风景区。这天虽然累些，但任老师兴致很高，一再表示不累。通过这次游览，任老师全面认识了历城的“三川”，对高而革命老区的崭新面貌赞叹不已。
　　2001年10月6日上午，我到任老师家中看望他，见案头堆积着许多稿件，那是等他审稿或写序的。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不太好，还行。”那天他执意留我吃饭，我怕耽误他那宝贵的时间，婉言谢绝了，哪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诀别。
　　任远老师匆匆地走了，他有多少牵挂呀！亲人的，友人的，事业的。病危时还对家人提到我这个普通一兵的名字。
　　任远老师的不幸逝世，在我们家中同样笼罩了悲痛的气氛，妻子说：“我都心疼，你没了一个膀子。”我说“岂止是膀子，是靠山啊！”
　　为文学事业劳累了一生的任远老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