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城是山东的首县,地处济南近郊。我党很早就在济南东部、南部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39年初,17岁的我先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同年8月经傅秀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成长为开辟历城东部、章丘西部边界地区工作的主要活动分子中的一员。在敌占区和打入敌人内部,都主要是做宣传工作。现应历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约,谨将还能回忆起来的几个活动片断,向历城县人民汇报如下：
一个“地下”印刷所
1941年初，“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就在国民党大肆造谣惑众、污蔑新四军的时候,我们党中央的电文、声明的传单，很快就在历城白区传开，及时戳穿了蒋介石的谣言和阴谋,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到事实真相。
善良的人们只知道这些传单是共产党散发的,但不知是谁干的，更不会想象到它来之是多么不易。
1940年，我从清河地委受训回来,与苏勋卿、尹天佑等同志接上关系，我们就酝酿成立县委,在几次酝酿过程中,我曾分工做宣传部长。虽名“部长”,却一无机关,二无干部,只有一个历城县委“地下”印刷所(我家的两间麦草小南屋)。当时党的传单、入党志愿书、各种表格、地委《支部生活》上的文章摘抄，以及从根据地听来的报告摘记等,都是在这个“印刷所”印刷的。当时的印刷工具只有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一个油滚子,少许的油墨和部分腊纸。印刷时,把刻好的腊纸粘贴在木尺上(木尺中间挖一个口,塞上个木柄),再附在裁好的白纸上,左手按住木尺,右手握住滚子直接在腊纸上滚动,然后左手提起腊纸,右手提取一张印刷品。这全套工作程序,多由我一人完成，稍不小心，腊纸就会损坏,有时印一、二百份材料不得不刻三几次钢版。工作是在父母和邻居都熟睡之后进行,常常通宵达旦。当时历城离清河、泰山根据地较远,活动经费比较紧张,为了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我们常常自己凑钱购买印刷用品。记得有一次,上级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在印制这个口号时,正好没有纸张,我只好悄悄地从家里摸了几个鸡蛋卖了钱,买的纸制的。
在那种艰苦的岁月中,我们就这样利用这个小小的茅屋“印刷所”及时翻印了党的指示、八路军消灭鬼子的捷报,还有一些号召人民团结抗日具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及时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一件“合法的外衣”
我家是一个劳力少、收入低、一年不接一年的困难农户。我本人则又是一个因日寇侵华战争和家庭困难失学为农的青年。一不是做工,二不是经商,为开展党的工作而常常离家外出,起初无人注意,但时间一长即引起一些人的猜测和怀疑。为了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与苏勋卿等同志商量同意，经王剑桥介绍,我于1942年秋到岳伯芬部的政训处工作。
环境的改变锻炼了我,使我虽身在虎穴却能随机应变。政训处里的人年纪都比我大，他们中多是逢场作戏混日子,有的则堪称“老奸巨猾”,使我深知与之共事需十分谨慎。我在那里站住脚后便开始了活动,当时我根据情况团结了几个同仁,创办了《历下吼声》月刊,我和一位姓董的(即：董缓青、当时化名王益三)负责编辑,刻制腊版,我又和一位当过印刷工人的党明全搞裁剪纸张、印刷和发行。曾登载过“蒋委员长庐山谈话”，揭露过日寇“大东亚共存共荣”的骗局，前、后方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还有一些有益的故事、歌曲等。当时的岳伯芬还表示坚持抗日,对这个刊物也表示称赞。
《历下吼声》的诞生使我在岳部有了一件“合法的外衣”,我的行动随便了,得以用更多的时间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不少人都涌跃写稿(特别是一些学校的老师),使这个刊物深得群众欢迎,据说连济南一些“名流”都连连点头称：“历城的笔杆和枪杆同样厉害。”岳伯芬得知这一消息后更是自豪异常。
一封秘密指示信
1943年春,县委决定派我去清西地委汇报和请示工作。于是,我向岳伯芬请了“病假”。由龙山(平陵城)车站坐火车到周村,再经秘密交通站转送,在小清河北岸陶唐口镇找到了地委。
去时，区委特派员刘梅村要我给地委书记张文韬带一支金星钢笔和一枚铜质坐狮方形图章，并嘱我：“要相机行事,图章带不去就扔掉。”当时我想:敌人只要不了解张文韬其人,图章是不犯私的。在周村出站口日本兵检查时,我把它装在对襟短夹衣外面的口袋里,然后将衣扣解开，使对襟翻卷,向两边敞开,摆出一副随你检查、满不在乎的样子。日本兵仔细地摸了我贴身的单褂、腰间和两腿内外侧，却忽略了外衣口袋,我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汇报工作后,地委交给我一封秘密指示信和两份宣传材料,怎么带呢?这可不比钢笔、图章了,敌人检查到就麻烦了。我设法搞到一支竹篮子，把文件用竹签塞进篮子底和提系的夹层里,篮子里装满周村烧饼。在周村进站时敌人对我搜身后，又将篮子里的烧饼倒出来,但什么“私货”也没搜查到。后来才知道这封密信是传达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十分重要。
历城第一支革命武装的诞生
四十年代初的历城,反动势力十分猖獗,日军三天“清乡”、五天“扫荡”,国民党陈崇山部队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岳伯芬虽打着抗日的旗号,暗地里也与日伪相勾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历城建立公开的革命武装是不可能的。根据上级“尽快建立革命武装,不能建立公开的就建秘密的,不能建立红色的也可建灰色的或变反革命武装为革命武装”的指示，我们确定了先以岳伯芬部的名义建立一支秘密武装的办法。于是,不少地下党员相继打入岳部。县委委员郭正元同志成了岳部的一个传令兵。他和身边几个“弟兄”,曾摸过胶济铁路上的郭店火车站，缴获了八支“三八大盖”；策反翟毓蔚部连长张振水带几十人来投岳部。我们便以此为主体,派了几名党员和动员了几十名进步青年，组建了一个连，郭正元任连长。利用和郭茂元同村同姓的宗族关系,编为他的二营第四连。以后郭茂元当了一团团长,郭正元同志就成了一团二营的营长。另一支受我们控制的岳部武装是“山东省保安第十三旅卫队三中队”(后改为大队),队长王剑桥是共产党员王占元同志的胞兄，比较开明,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改编成立历城独立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岳伯芬愈来愈反动的变化,他对这两支队伍的怀疑和戒心也愈来愈大了。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为保存实力，防敌破坏,1943年11月我们先说通王剑桥，把他的部队开到铁路南,靠近鲁中泰山军分区的根据地。虽仍保持原来的番号,实际已与岳部脱离。
1944年,岳伯芬开始公开与八路军搞“磨擦”,抽调郭正元的二营五连去当伪军……。为使这支秘密革命武装尽快脱离岳部,7月,郭正元同志乘岳伯芬的旅部带两个团到胶济铁路南来之机,派傅光文、苏英华两个共产党员带信找我(任家庄战斗胜利以后,历城东部地下县委实际已不复存在)商量怎么办?当时我们曾打算请泰山军分区派一个主力连，协助我们把岳伯芬带到铁路南来的部队“吃掉”，再把二营拉出来。我写上信由傅光文和早来铁路南的一个同志去请示地委书记林乎加，林政委立即写了回信,大意是:“岳部还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宜派部队去打。你们搞他是内部问题。”不能“吃掉”他,便决定郭营立即脱离岳部。我们还没准备好,岳伯芬即下令开往铁路北去。在行军路上，郭正元派冯百川(排长、共产党员)等两人绕到前面，埋伏在铁路上,朝先头部队打了几枪,扔了几颗手榴弹,部队闻声大乱，迫使他又返回庄科一带。第二天傍晚，岳伯芬又传来过铁路北去的命令。当传令兵到二营时，郭正元扣留了他们，按预定方案带领所属两个连队，和我们早已过来的王剑桥为首的那支部队汇合后，一同开往泰山军分区根据地雪野村一带。经一个月的整训,改编为历城独立营，郭正元任营长。至此,历城县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傅封璞：章丘县傅家店人,是在历城县早期从事党的工作骨干分子之一。曾历任教导员，宣传科长，中朝人民联合空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空四军干部处长，航空兵师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现住成都空华西坝干休所。